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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绝代 Jan 17th, 2003 - 5:43 PM	史海钩沉：我经历的辽沈战役史海钩沉：我经历的辽沈战役一、从陈诚的雄心勃勃谈起当１９４６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１００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拔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１９４７年４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７月１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以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７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８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１２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诚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诚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还替他再卖命。你看我４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８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销，独搅东北党政军大权。７日，美驻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人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骧于１９４８年３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校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蒋军正规军九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１０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将达１０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１２月１５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１月７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此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８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众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新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１９４８年２月对我说：自１９４７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１月初连续发动攻击。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１９４７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和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６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比较简单，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在陈诚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决的情况下，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执行，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此表示他对“党国的忠贞”。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嘱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５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陈诚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吓跑，一时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他见反对之声日益盛嚣，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１６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癣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失败作辩护掩饰。但陈诚见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想赴美治病，借避舆论指斥。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玻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二、蒋介石、卫立煌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答应前往看看再说。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２１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行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秘书长。陈诚向来到哪里都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即削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蒋介石急于想派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权力。首先，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训。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五十三军及二○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２３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２４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蒋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路。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至锦州。蒋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蒋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锦路撤到锦州。郑于２５日即返沈阳复命。从此蒋卫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而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２８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垄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军辽热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据罗、赵二人见蒋介石后，于１９４８年３月初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承认：“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到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３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骧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策应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１９４８年３月９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１３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街，歼蒋军１．９万余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蒋军１５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３月８日起决定每日只有４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卫于３月３１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１１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４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见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来未看到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就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到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路。”卫承认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去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于是卫到１１时再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也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路。这样委员长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未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尸从。’卫先生初去时，每天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就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了。５月１１日美军顾问团为了进一步支援卫在东北的反人民战争，曾由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１２日视察抚顺，１３日始返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六军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美、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的主要目的，这次来沈阳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大小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械装备，预定在１９４９年３、４月间运到；（三）视察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及二○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过年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有一天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经过这次到京，既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六军、新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挥官李贤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常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大加投资经营。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５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５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五十三军与二○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谈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１８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急于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也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１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蒋要范汉杰到锦州时曾对范说，要范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６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沈锦路。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蒋却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经过蒋、卫间的几度争执，卫于７月２０日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据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蒋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蒋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要范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蒋介石的指挥作战，他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拿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嘱意于廖，见廖不可能从卫手中拿到他所希望的兵力执行他的计划，又嘱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９月间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间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三、蒋介石亲自出马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时，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蒋军，另一方面也因人民解放军已于９月１６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晕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他的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也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之部队会师，所以就未实行蒋的命令。９月２４日，济南已被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９月２４日到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拒绝接受。最后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但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的命令。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２６日飞沈阳。据郑庭笈说：“２７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２８日只运七十九师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认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与顾多次争吵。卫赌咒发誓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未得蒋介石同意也决不敢同意撤至营口。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下的。” 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任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９月３０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里研究情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回忆说：“那次讲话整个泄气，蒋大意说‘革命’遇到的困难是长期的，他料到８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的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认识。以后一连几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以后只去二十一师一个师）及独立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王伯勋的三十七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决定后，２日即赴沈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并要求他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剿匪”。据郑庭笈对我说：蒋介石２日到达沈阳后，午后４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还有驻沈阳的军长以上人员。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并决定将沈阳蒋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晚间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同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即于３日下午返北平。我记得这一天我也因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而来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听到蒋的左右（也许是俞济时，但记忆不清）对我说：“原来东北这次想要傅作义统一指挥，以后又感到去年冬季傅的军队在东北出了一次大风头，再让傅指挥下去，将来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所以，老头子亲来指挥。现在范汉杰在锦州把‘共匪’牵住，葫芦岛集中精锐国军向东攻，廖耀湘出来向西打，再加上空军、海军的协同，一战可以击灭‘共匪’的主力，打开东北局面。”当时我想：东北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非常灵活，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已加倍于蒋军，恐怕不会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乐观。他接着说：“你在东北很久，你的看法如何？”我说：“现在东北敌我情况不明了，不敢轻于作判断。”我记得当时罗泽闿在座，对我轻视地瞪了一眼，站起来就走了。从蒋介石左右的人矜骄夸张的气焰来看，他们似乎觉得蒋介石“御驾亲征”，集中精锐的海、空军，击败人民解放军的攻势是有着决定的胜算的。我在北平见蒋介石两次，蒋并未问我对东北的意见，两天之后，蒋介石将我在徐州的对人民解放军作战计划批准了，我即于４日飞返徐州。５日蒋介石飞天津，桂永清、侯镜如、俞济时、罗泽闿等同行。蒋赴塘沽新港视察后，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葫芦岛部署指挥。据侯镜如说，蒋介石６日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大意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蒋并交代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庄指挥海军以二十四生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当日并向锦州范汉杰通电话慰问。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７日乘重庆号返塘沽，改乘火车返北平。据侯镜如说：在重庆号船上看见蒋介石大发神经，有一次吃饭时，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蒋用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要亡国。”一直骂到吃完饭，还是很生气，以后吃饭谁也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了。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８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１０日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异常。傅接着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了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把他反人民的作战指挥棒丢下，到上海兜了一个圈子。９日回到南京后得到各方的报告才发现卫立煌、廖耀湘将主力使用于彰武方面，迄今迟迟未照他２日的指示沿沈锦路向锦州前进，于是又匆匆到沈把卫立煌及廖耀湘等东北将领骂了一顿。据廖耀湘说：“在沈阳励志社单独接见我时，更大骂一顿，要我亲率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锦州如失陷，唯我个人是问。并命我由那时起直接受他指挥，因他那时已对卫立煌更不满意。” 蒋介石这次骂廖耀湘以后，廖始以一部分军队（第四十九军第一九五师）在彰武掩护，主力即向新立屯黑山攻击前进。同时蒋亦令阙汉骞指挥葫芦岛已集中的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共十一个师（其中二十一师及另一个师后到）在空军、海军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塔山附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既设的阻击阵地正面实行强攻。自１０日开始攻击，至１３日的４天中，蒋军连续猛攻均失败。蒋介石为了急于挽救范汉杰被消灭的厄运，又派他的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往葫芦岛监督第九十五师猛攻塔山。哪知道蒋介石攻打得越急，而人民解放军守得越坚强。在１４日一昼夜先后突入塔山阵地九次，均被人民解放军的沉着大胆一次一次地击退，打得蒋军谈虎色变，不敢再向人民解放军进攻。部队长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而蒋介石则大骂阙汉骞无用，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击溃共军，解锦州之围。在锦州解放后，蒋介石有一次还对我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他们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２０发２４生的炮弹。” 在塔山的战斗中，蒋先交代阙汉骞代侯镜如指挥，卫立煌不放心，就派了他的副总司令陈铁到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但陈并未直接指挥部队。在１３日左右侯镜如亦到葫芦岛，蒋介石又派他的参军罗泽闿到葫芦岛监督部队执行他攻塔山的命令。在这期间卫立煌也亲来葫芦岛一次。据侯镜如说，卫主张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罗泽闿对卫大发脾气，卫当日返沈阳。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清晨，我在徐州正准备上火车到商邱指挥徐州“剿总”所属的三个兵团向山东人民解放军发动所谓主动的攻击时，蒋介石忽然从南京来电话要我不要执行原定计划，到飞机场等他，同到东北去。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后蒋介石另派一架飞机接我到沈阳。我到沈阳时，蒋介石已先到达，蒋介石住在励志社，我住在“剿总”招待所，即卫立煌公馆。蒋介石立刻找我去，对我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当时我心想：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和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蒋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心中非常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又鉴于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未向蒋介石说什么。蒋这时一再问我的意见，我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蒋要我找廖耀湘谈谈再说。廖耀湘兵团在新立屯经过几日激战后，于１０月１５日占领新立屯。当晚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等许多东北将领都来同我谈蒋卫之间半年来的矛盾，就在于蒋要卫集中主力向大虎山、黑山之敌攻击，将主力撤至锦州，而卫则坚决不肯。赵又说：“目前卫老总坚决反对廖兵团再西进……”当时我认为锦州战役之胜败，取决于范汉杰能否在锦州坚守半月，使人民解放军旷日持久，攻击顿挫，然后蒋军由沈阳，葫芦岛出兵，南北夹击，可收胜算。各将领皆同意我的意见。但对蒋介石令长春突围，守锦州无信心的两封信的情况，并未向他们交代，怕因蒋介石这种措施，影响各将领及部队的士气。１６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各将领后，令我同廖耀湘至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意见。我和邓文仪、侯腾等当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后，在指挥所用了午餐，即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这时我问廖耀湘的意见如何？廖吹他在彰武截断人民解放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打击，如果范守住锦州，空军绝对优势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可是廖又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完了。”他主张从营口撤退，我同意廖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从营口撤退。我视察完毕后，于１６日深夜返新民，郑庭笈对我说：“委员长下午来电话要你讲话，我说你已到新立屯去了，没有什么交代。”深夜返到沈阳后，赵家骧向我谈锦州被歼的情形，始知蒋介石由于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的消息证实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逃走。可是蒋介石并未检查他指挥失当的错误，反而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葫芦岛的将领。据侯镜如说，在锦州范汉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飞锦西，乘汽车到葫芦岛俱乐部大骂阙汉骞指挥不力，丧师辱国，该枪毙。但并未骂侯。吃饭后并交代要侯指挥收复锦州，当日蒋介石即飞返北平。当时卫立煌与赵家骧的意见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的强迫命令，非攻锦州不可，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而蒋介石到北平先后派飞机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据我当时了解，其中有一封信中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又有一封信是要卫立煌设法援助郑洞国突围。关于前一命令，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但又不敢令廖撤回新民。后一指示，这时已接得郑洞国先后电报，说曾泽生于某晚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放下武器，现郑只守长春银行大楼。当时我曾电郑洞国说正设法援救他。次日（１８日）郑回电略称“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当晚连接郑左右来电话说：“人民解放军对银行大楼攻击猛烈，郑副总司令有自杀企图”云云。此后，长春电讯终断，情况不明。次日，郑即由其左右向人民解放军接洽，最后率残部放下武器。其实，我１７日电郑洞国说设法援救他，是承蒋介石的指示，幻想用美国直升飞机在银行大楼顶上降落将郑接出，而在沈阳并无直升飞机。空军驾驶员怯于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威胁封锁，也不敢在银行大楼降落。蒋介石口头上说他要想尽方法援救郑洞国脱险，可是他除这样向卫和我交代外，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所谓“援救”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　四、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之谜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１０月１６日飞北平后，曾连电卫立煌迅速向锦州攻击，而卫既不令廖耀湘兵团西进，也不敢令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１８日蒋介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等开会。我向蒋汇报了在新立屯视察中各将领共同的意见后，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匪’不会守锦州，现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匪’。”他强要卫立煌将五十二军、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这时卫以历来会议上受蒋介石的责备默不发言。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我说：“对于东北敌我情况，我尚未十分摸清，请大伟兄先作情况判断，然后再研究是否可能收复锦州。” 这时赵家骧站起摊开两张敌我态势图，判断：“敌人在东北约有８０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有十一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约六、七十万人；长春敌人的两个纵队（实际人民解放军是一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近１０万人，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现沈阳附近仅有我第六军的二 ○七师（三个旅，欠一九五师），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一三○师，共计六个师。廖耀湘兵团所属新一军三个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暂五十三师）；新六军两个师附步兵一团（新二十二师、第一六九师、新六十二师一个团，该师主力在葫芦岛整补），新三军三个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四师、暂五十九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一个步兵团（第一○五师、指挥第六军第一九五师，第七十九师一个团，该师主力空运锦州）；七十一军两个师（第八十七师，第九十一师）；共十二个师及骑兵师、炮兵团、战车营等。加上葫芦岛集中不完整的四个军（计第三十七军两个师、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将近两倍多，而且敌军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听了似乎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把胡须吹了一吹，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 蒋又问：“罗参军（泽闿）看怎么样？”罗是完全仰承蒋的意志的，他说：“委员长的看法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攻一举收复锦州。”蒋听到了合乎他的主张，接着连说嗯嗯，表露出一点笑容。又问“光亭的看法？”我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状况，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见我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并未作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北平。这里要补说的是１５日蒋介石到沈阳时，带了他的联勤总司令郭忏、新闻局长邓文仪、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同来。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蒋军被歼灭后，继续做他的特务破坏活动；邓文仪则是衔蒋之命，说服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讨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１０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而蒋介石这次叫我到沈阳，也未告诉我这个计划，我也未向蒋介石问明白。所以，当时郭忏阴谋破坏沈阳兵工厂的计划我不同意，但搬走一部分重要机器，我还是同意的，并同沈阳兵工厂厂长陈修和谈过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水压机等由辽河运到营口转运上海。但陈坚决反对，他连搬运重要机器也不同意。对于侯腾布置特务我未参加意见。对于邓文仪宣传放弃沈阳，我曾认为邓的这种说法是毫无军事常识。我对邓说：“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也要开诚布公说服将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退，而不是老头子正在强令收复锦州之时，你在这里宣传放弃东北，放弃沈阳，而且不分党、政、军人员逢人便讲。你这样做是来东北泄气而不是打气的。” １８日晚或者是１９日早晨，蒋介石来电要我同卫立煌一齐到北平开会。我当时在飞机上同卫商议，两人共同的意见是决不同意马上攻锦州，两人商定建议蒋介石迅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待将东北部队补充足额，整训完成后，再相机收复锦州，打通北宁路。万一蒋介石坚决要放弃东北的话，也只有从营口撤退，而不能照蒋介石的意志强攻锦州，让东北国军全军覆灭。前一个意见卫极同意，而后一个意见卫说见了蒋看情形再说。约在中午前到北平，我们两人各回家休息。午后２时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在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开会。会议开了４、５个小时，蒋、卫之间仍然是两个对立的无法统一的意见。卫坚持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非收复锦州不可。我先同意卫的意见。蒋介石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来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国军到锦州后再不向东北前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劫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的确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前后我到锦州后，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国军乘胜前进是失策。以后到１９４６年２月间，他完全听美国人的命令，将劫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七个军（增调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当时的“灵机”，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所以他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的。蒋卫双方的争执从两点钟一直争到５点钟左右，仍无法解决。当时我的腰腿疼痛，觉得实在无法再支持下去了，回想了一下邓文仪在沈阳宣传要放弃东北和蒋介石刚才说的话，认为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放弃东北。但以我所了解蒋介石的心理，他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明令放弃东北撤退队伍，而是希望由他的喽罗替他出主意背过。因此我就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建议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令东北蒋军有计划地迅速从营口撤退。第二个方案是以营口为后方，以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通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功即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我的第二个方案符合他的意图，马上同意。这时，卫立煌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作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 傅犹豫很久后只说：“这是两条心。”就这样一直拖到６点钟左右，傅宜生说：“我还约他们几位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傅宜生请我们吃饭后，我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说他不去了，卫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１９日夜晚我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将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我可以不负责，徐州我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主意确定后就睡了。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１２时来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干脆说：“我有病不能去。”罗先给我戴高帽子，大意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我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蹋糊涂。”并对罗分析当时蒋军情况说：“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术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到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让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敌人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罗见两人越谈越远，一直谈到午夜２时，仍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我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我心中非常恼火，觉得“你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因为罗是军校第六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我。”罗走时我睡到床上理也没有理他。罗走后我翻来复去再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给罗以极大的难堪，他回去可能加油加醋在老头子面前告我一状，也吃不消。于是在早上６点钟左右，我就到蒋介石行邸，等蒋一起床就向他陈述我的意见。果然蒋介石在７点来钟一起来就找罗参军，罗去后不久下来对我说：“老头子要你去。”我转身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已在那里等着我，手里端一碗早点吃，问我：“吃过早点没有？”我说：“吃过了（其实我并未吃过）。” 蒋介石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请罗参军报告过。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蒋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到锦州，一切都有办法。”我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我举战国时代秦王伐楚故事讽刺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人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人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这时罗大吃一惊，连称他“不能去，不能去”。蒋介石并未表示意见。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我考虑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迅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匪’两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两三日后既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西段（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只五十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匪’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西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摧毁敌人攻势后，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匪’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蒋介石听了我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我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及训练的情况而定。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三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蒋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我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到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地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我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匪’的攻势。”蒋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想了一想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要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命令，希望校长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的由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你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这时又大发雷霆，他拿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 我说：“‘共匪’现占有整个的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最后蒋介石再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这时，我想溜走了，又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着又深怕他硬要我去怎么办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如果蒋来了，我向他力陈利害，急回徐州。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蒋介石又来了，这时他没有怒气，面带着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我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说话。蒋说：“有什么意见再谈。”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匪’大计着想，目前我们‘剿匪’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我的话未说完，蒋介石连称“好，好你既然……”。其实我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人民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但又怕蒋介石钻我“服从命令”的空子，仍把东北套在我的头上，就马上抢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到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我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是东北胜败之局已定，目前攻既不可能，守则卫主张守，我也主张守，都一样是守，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８０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分兵力，拱卫首都来增加徐州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之，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蒋听了我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并未对我的意见加以可否，反而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义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来。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至沈阳去。”我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我当时自命懂得蒋介石心理，他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如果放弃了东北，激起舆论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而推卸他自己的责任。我心中颤颤抖抖地不定，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以挽救东北十余万军队。于是硬着头皮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不敢直截了当说明蒋要放弃沈阳）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蒋说：“你们对‘共匪’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匪’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把‘共匪’打不退，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同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我说：“最好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商量详细部署。”蒋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给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这时，我觉得心慌意乱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了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要走。蒋说：“你午后再同俊如一道来。”我唯唯诺诺而出。五、廖耀湘全军覆没　１０月１９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再开会，大意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去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他并吹牛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给我灌了一肚子米汤。我感到恐慌万分，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视，各有难言之苦。蒋见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便说：“俊如、光亭什么时候回去？”卫看我，我看卫，最后还是卫说：“我们明天就回去。”蒋说：“好！好！你们早点回去实行。” 当晚，我处理了一些从徐州调遣僚属的电报，未及见卫商讨问题。晚间蒋介石即明令发表：“派杜聿明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２０日午后，我同卫立煌同乘飞机赴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只说：“研究研究再说”，没有肯定下不下命令。于是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１９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我听了卫的口气，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想顶回去也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卫只是难过地不发表意见，考虑很久之后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他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我说：“好罢。”就从飞机上发了一个电报叫廖、刘晚上到卫家中来开会。大约午后６时左右卫同我到沈阳，我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对五十三军守沈阳认为“守不久。”他并说：“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我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廖耀湘当时也说：“辽中现有我军一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对于黑山、大虎山的敌情判断如何，我记得廖未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的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我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也无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站到个人的立场上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不敢说顶回去，廖、刘也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蒋军将领间的一般心情。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我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一策，始终研究不出道理。我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我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卫叹了口气未说什么。我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我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也看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卫接着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盘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回沈阳。”我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卫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说：“要工兵明天到辽中去架几座桥。”这里可以看出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地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撤回沈阳，在人民解放军四面八方包围下，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是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的。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我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欲强卫之所难，觉得我将命令下达后，卫如何决定，没有我的责任。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指挥作战，他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的作战指挥是未有不覆没的。后来的经过可以分三方面叙述如下。第一，在葫芦岛方面：２１日我回到葫芦岛，当日午后召集陈铁、侯镜如、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我先要陈铁指挥所的参谋介绍了敌我情况，然后我讲了蒋介石必须攻锦的命令要旨。我见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我问他们侦察到当面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我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兵团会师？大家一哄乱嚷嚷地说：“当面敌人有两三个纵队（其实人民解放军只有第十纵队一个纵队），塔山敌人阵地坚固，曾经把两个军又一个师都打光了，现在还要攻，怕再送几个军也攻不下。”记得还有一位将领（记不清是谁）说：“我们现在伤亡甚重，守锦西都有问题，如果再要打，敌人一反攻恐怕锦西、葫芦岛都会丢掉。”大家对人民解放军的弱点及蒋军的攻法，谁也未提出意见。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觉得各将领全无信心，大家泄气，就想法子对他们打气，瞎吹了一阵。大意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而不是打死仗。你们从前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硬碰死碰的死仗，所以伤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仍然要打塔山，但是我们不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打活仗，而不是同敌人死碰。这时有人说：“锦西三面都是‘共匪’，队伍一离阵地敌人就会窜进来。”我说：“我们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所谓稳扎就是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后再以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这时敌人自顾不暇，就不可能窜进来的。共产党也是人，不是什么天将神兵转眼就把打乱的态势整好。只要你们抓住他的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就会把他打得稀烂，予以包围消灭的。可是也不要过于大意，不顾虑侧后方警戒搜索。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情况。打的兵力要集中主力，一举击破敌人包围消灭。这就叫做打活仗打巧仗。如果像塔山正面那样的坚固据点，你们就看到不要打，而寻找敌人的弱点打，你们看好不好？”这时有的将领认为这样打是可以的，如阙汉骞就说：“锦西北面的敌人工事并不坚固，西面敌人并无工事，这样打是可以的。”有的还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也不管他，就主观地下了命令，其要旨如下：“（一）敌情如附图所示“（二）军以协同我辽西部队收复锦州之目的。各军自２３日开始向塔山亘虹螺山以南占领阵地之敌攻击前进，重点指向于虹螺山以南山脚通锦州大道（原老锦西通锦州大道）方向。攻击奏功后即以主力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经×××（小地名现记不清）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正面部队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三）以六十二军在现有阵地对塔山之敌施行佯攻，牵制敌人，待五十四军攻击奏功后，适时发起攻势包围歼灭塔山之敌。 “（四）以五十四军沿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敌人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五）以第三十七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并准备不失时机以主力加入攻击锦州之战斗。 “（六）以后续之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位置于锦西附近（以后九十二军主力并未运到），尔后随五十四军攻击前进。” 以上命令口述，以后笔记补达，于２３日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攻击。第二，辽西走廊方面：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方面的行动部署，原规定以无线电联络，我到葫芦岛后因无线电发生故障一直未同廖取得联系。但我心中对廖有一种信心，认为廖是善于打逐次抵抗仗的，又主张从营口撤退，所以还抱着一种奢望，认为廖能战就可能打到锦州，不能战也会退到营口，还不至于被消灭。所以在这一计划中始终未过问廖的指挥部署。同时也感到卫立煌坐镇沈阳，也不会使廖耀湘吃亏。当时，我对蒋介石的命令的体会是以向营口撤退为主，对打黑山收复锦州，那只不过是摆摆打的架子。如人民解放军自动撤退，就向大凌河锦州攻击前进；否则即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牵制，掩护主力向营口撤退。如果不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实行佯攻牵制，即向营口逃跑，就是赛跑也跑不过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一天走一百二三十里路而蒋军只能走八九十里路。所以从我的主观上想，廖耀湘一出新立屯，一面以一部分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牵制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面将自己的主力先转移到大虎山以南台安、盘山间地区，先以骑兵将两翼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但廖耀湘对蒋介石的命令体会可能有所不同，据廖耀湘最近回忆说：“与杜聿明会见后，我即下令向黑山猛攻，（新一军、七十一军加二○七师许万寿旅）……”这是２３日的事。这时廖似乎并未派队掩护两翼及营口交通道路的安全。同时据郑庭笈回忆说：“廖耀湘原于２２日下命令以新一军、七十一军之一部及二○七师许万寿旅向黑山、大虎山猛攻，掩护主力分三路向营口撤退。可是在２４日新六军亦投入黑山、大虎山间的战斗，而廖的司令部当时尚停留在黑山以东胡家窝棚。另据在黑山附近掳获解放军文件中说：令大虎山部队战到一兵一卒固守待援。因此判断解放军主力必将赶来，应迅速撤退。但是李涛认为二○七师打不下大虎山无用，要以新六军打下大虎山给许万寿看看。”郑又说：“我当时曾对新六军军长李涛在电话中说，你要走不走？这样打我们就要到哈尔滨扫毛房去。”经过几天在大虎山、黑山间双方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及２５日晚廖的司令部被人民解放军袭击，廖耀湘才跑到大虎山附近新二十二师师部电卫立煌请示，卫令廖向沈阳撤退。２６日廖令第四十九军掩护各军分头向沈阳撤退。这时人民解放军也到达台安、盘山等地，将廖兵团四面八方包围，沿途分段截击。黑山、大虎山正面亦被人民解放军冲垮，将廖兵团的五个军共十二个师截成若干块。廖部先遣到台中的一个师亦起义。各高级将领纷纷各自逃命（如潘裕昆、龙天武化装逃回沈阳），士无斗志，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放下武器。在一个夜间廖耀湘的部队即全部完蛋。蒋介石２７日清晨派专机到葫芦岛来接我到北平，蒋介石窘态毕露地对我说：“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这时想蒋介石听了罗泽闿意见已将东北军队送完，现在又要送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向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么？”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态度。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船我叫桂永清准备，沈阳叫周福成指挥五十三军第六军二○七师死守（二○七师拨归廖指挥未出发），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闿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我又问：“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恰在这时来电话找蒋，我停住脚听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现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蒋介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蒋介石接电话后又对我说：“你到沈阳给周福成说，留到沈阳的部队都归周指挥，死守沈阳。” 我于２７日午后由北平起飞，路过葫芦岛降落，令锦西各部队停止攻击，退回锦西即设阵地，严防人民解放军反攻。这时在锦西的各将领觉得非常诧异，并有人问我：“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为什么又不攻了？”林伟俦并给我打电话说：“敌人退了要马上出击。”我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退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尔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再不能攻了。蒋介石这一天得到收复塔山的消息后，又在各报上大肆宣传：“击灭共匪，收复塔山”，以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但对廖耀湘的完蛋则只字不提，真是自欺欺人。２７日傍晚，我到沈阳仍住在卫立煌的家中。卫这时心绪缭乱，坐卧不安，只是重复地说：“我早就向他（指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罢！”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退营口。卫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呢？”我问卫：“退营口怎么样？”他说：“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已南下，退出去也马上完蛋了。”我替卫设想也的确是退守两难，就说：“老头子说要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卫这时已令五十二军从营口回沈阳，刘玉章接令后未照实行。赵家骧初任军长还想将队伍带到营口撤退。经过分析当时情况后，一致认为调营口部队回来无把握，从沈阳逃营口也无把握。万一调不来，逃不掉，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照蒋的意见，叫周福成守好了。于是找周来，将蒋介石的意见告诉周。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就回去部署了。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说：“我看周有问题（意思说周要起义，事实上周与人民解放军有联系，但并未起义），总部怎么办呢？”我说：“老头子只要周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对卫先生有何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晚饭后，我同卫仍然在他的小客厅中谈论这次蒋军廖兵团何以完蛋的这样快。卫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到２５日晚，廖耀湘告急来电请示，我才决定要他退回沈阳来。电报发出去不久，联络就中断。２６日午后飞机侦察到他的队伍已混乱，今天（２７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我说：“蒋判断是廖耀湘。”卫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２５日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的。”我们正谈论间，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这样地把队伍送掉呢？”我说：“卫先生同我都不同意，一再争吵挨骂，他都不肯接受我们的意见。”大家这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蒋氏王朝将要覆灭而垂头丧气。到２８日上午，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他们说：“在２６号接廖耀湘命令，分路向沈阳撤退，四十九军在最后掩护，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未派队伍搜索敌情。一开始撤退，走了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到处拦路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部队了……”中午证实由辽中逃到沈阳的一万多人，既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的部队，而是当时由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省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感到非常失望。我也觉得人民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打葫芦岛的，我就赶快逃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蒋军。六、沈阳解放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到３０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时就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然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人民解放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撤退，就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１２时多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机走。我向他敬一个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的。”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到空军作战室后，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一句话也未说。我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就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上前去，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向南京飞去，我飞返葫芦岛。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奉蒋介石命令到北平居祝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起有时谈天，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到那里指挥，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亲自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１１月１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话，卫立煌于３０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蒋军主力已经被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如何的心机了。他又于１１月２６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二○七师戴朴顽强抵抗到１１月２日，也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仅戴本人化装只身逃走。至此沈阳全部解放。七、营、葫撤逃蒋介石在１０月２７日即对我说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大约到１０月３１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并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口指挥撤退，但一直到２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攻击极为猛烈。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上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口，正在亲自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３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当１１月２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急，老兄！一个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这一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压力，所以我就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为蒋介石作最后垂死的挣扎。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两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及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及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在这期间，我交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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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绝代

Jan 17th, 2003 - 5:43 PM

史海钩沉：我经历的辽沈战役

史海钩沉：我经历的辽沈战役

一、从陈诚的雄心勃勃谈起

当１９４６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１００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拔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１９４７年４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７月１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以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７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８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１２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诚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诚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还替他再卖命。你看我４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８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销，独搅东北党政军大权。７日，美驻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人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

据赵家骧于１９４８年３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校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蒋军正规军九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１０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将达１０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１２月１５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１月７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此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８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众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新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１９４８年２月对我说：自１９４７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１月初连续发动攻击。

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１９４７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和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

赵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６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比较简单，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陈诚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决的情况下，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执行，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此表示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嘱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５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陈诚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吓跑，一时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他见反对之声日益盛嚣，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１６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癣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失败作辩护掩饰。但陈诚见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想赴美治病，借避舆论指斥。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玻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二、蒋介石、卫立煌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答应前往看看再说。

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２１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行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秘书长。陈诚向来到哪里都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即削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想派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权力。首先，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训。

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五十三军及二○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２３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２４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蒋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路。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至锦州。蒋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蒋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锦路撤到锦州。郑于２５日即返沈阳复命。从此蒋卫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而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２８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垄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军辽热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

据罗、赵二人见蒋介石后，于１９４８年３月初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承认：“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到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３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骧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策应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１９４８年３月９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１３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街，歼蒋军１．９万余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蒋军１５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３月８日起决定每日只有４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卫于３月３１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１１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４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见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来未看到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就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到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路。”卫承认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去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于是卫到１１时再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也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路。这样委员长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未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尸从。’卫先生初去时，每天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就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了。

５月１１日美军顾问团为了进一步支援卫在东北的反人民战争，曾由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１２日视察抚顺，１３日始返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六军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美、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的主要目的，这次来沈阳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大小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械装备，预定在１９４９年３、４月间运到；（三）视察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及二○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过年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有一天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经过这次到京，既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六军、新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挥官李贤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常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大加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５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５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五十三军与二○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谈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１８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急于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也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１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蒋要范汉杰到锦州时曾对范说，要范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６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沈锦路。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蒋却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经过蒋、卫间的几度争执，卫于７月２０日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据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蒋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蒋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要范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蒋介石的指挥作战，他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拿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嘱意于廖，见廖不可能从卫手中拿到他所希望的兵力执行他的计划，又嘱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９月间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间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三、蒋介石亲自出马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时，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蒋军，另一方面也因人民解放军已于９月１６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晕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他的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也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之部队会师，所以就未实行蒋的命令。９月２４日，济南已被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９月２４日到南京开会。

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拒绝接受。最后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但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的命令。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２６日飞沈阳。据郑庭笈说：“２７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２８日只运七十九师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认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与顾多次争吵。卫赌咒发誓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未得蒋介石同意也决不敢同意撤至营口。

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下的。”

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任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９月３０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里研究情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回忆说：“那次讲话整个泄气，蒋大意说‘革命’遇到的困难是长期的，他料到８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的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认识。

以后一连几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以后只去二十一师一个师）及独立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王伯勋的三十七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决定后，２日即赴沈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并要求他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剿匪”。据郑庭笈对我说：蒋介石２日到达沈阳后，午后４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还有驻沈阳的军长以上人员。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并决定将沈阳蒋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晚间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

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同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即于３日下午返北平。我记得这一天我也因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而来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听到蒋的左右（也许是俞济时，但记忆不清）对我说：“原来东北这次想要傅作义统一指挥，以后又感到去年冬季傅的军队在东北出了一次大风头，再让傅指挥下去，将来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所以，老头子亲来指挥。现在范汉杰在锦州把‘共匪’牵住，葫芦岛集中精锐国军向东攻，廖耀湘出来向西打，再加上空军、海军的协同，一战可以击灭‘共匪’的主力，打开东北局面。”当时我想：东北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非常灵活，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已加倍于蒋军，恐怕不会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乐观。他接着说：“你在东北很久，你的看法如何？”我说：“现在东北敌我情况不明了，不敢轻于作判断。”我记得当时罗泽闿在座，对我轻视地瞪了一眼，站起来就走了。从蒋介石左右的人矜骄夸张的气焰来看，他们似乎觉得蒋介石“御驾亲征”，集中精锐的海、空军，击败人民解放军的攻势是有着决定的胜算的。

我在北平见蒋介石两次，蒋并未问我对东北的意见，两天之后，蒋介石将我在徐州的对人民解放军作战计划批准了，我即于４日飞返徐州。

５日蒋介石飞天津，桂永清、侯镜如、俞济时、罗泽闿等同行。蒋赴塘沽新港视察后，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葫芦岛部署指挥。据侯镜如说，蒋介石６日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大意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蒋并交代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庄指挥海军以二十四生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当日并向锦州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７日乘重庆号返塘沽，改乘火车返北平。据侯镜如说：在重庆号船上看见蒋介石大发神经，有一次吃饭时，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蒋用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要亡国。”一直骂到吃完饭，还是很生气，以后吃饭谁也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了。

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８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１０日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异常。傅接着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了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把他反人民的作战指挥棒丢下，到上海兜了一个圈子。９日回到南京后得到各方的报告才发现卫立煌、廖耀湘将主力使用于彰武方面，迄今迟迟未照他２日的指示沿沈锦路向锦州前进，于是又匆匆到沈把卫立煌及廖耀湘等东北将领骂了一顿。据廖耀湘说：“在沈阳励志社单独接见我时，更大骂一顿，要我亲率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锦州如失陷，唯我个人是问。并命我由那时起直接受他指挥，因他那时已对卫立煌更不满意。”

蒋介石这次骂廖耀湘以后，廖始以一部分军队（第四十九军第一九五师）在彰武掩护，主力即向新立屯黑山攻击前进。同时蒋亦令阙汉骞指挥葫芦岛已集中的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共十一个师（其中二十一师及另一个师后到）在空军、海军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塔山附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既设的阻击阵地正面实行强攻。自１０日开始攻击，至１３日的４天中，蒋军连续猛攻均失败。蒋介石为了急于挽救范汉杰被消灭的厄运，又派他的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往葫芦岛监督第九十五师猛攻塔山。哪知道蒋介石攻打得越急，而人民解放军守得越坚强。在１４日一昼夜先后突入塔山阵地九次，均被人民解放军的沉着大胆一次一次地击退，打得蒋军谈虎色变，不敢再向人民解放军进攻。部队长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而蒋介石则大骂阙汉骞无用，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击溃共军，解锦州之围。在锦州解放后，蒋介石有一次还对我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他们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２０发２４生的炮弹。”

在塔山的战斗中，蒋先交代阙汉骞代侯镜如指挥，卫立煌不放心，就派了他的副总司令陈铁到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但陈并未直接指挥部队。在１３日左右侯镜如亦到葫芦岛，蒋介石又派他的参军罗泽闿到葫芦岛监督部队执行他攻塔山的命令。在这期间卫立煌也亲来葫芦岛一次。据侯镜如说，卫主张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罗泽闿对卫大发脾气，卫当日返沈阳。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清晨，我在徐州正准备上火车到商邱指挥徐州“剿总”所属的三个兵团向山东人民解放军发动所谓主动的攻击时，蒋介石忽然从南京来电话要我不要执行原定计划，到飞机场等他，同到东北去。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后蒋介石另派一架飞机接我到沈阳。

我到沈阳时，蒋介石已先到达，蒋介石住在励志社，我住在“剿总”招待所，即卫立煌公馆。蒋介石立刻找我去，对我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当时我心想：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和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蒋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心中非常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又鉴于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未向蒋介石说什么。蒋这时一再问我的意见，我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蒋要我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在新立屯经过几日激战后，于１０月１５日占领新立屯。

当晚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等许多东北将领都来同我谈蒋卫之间半年来的矛盾，就在于蒋要卫集中主力向大虎山、黑山之敌攻击，将主力撤至锦州，而卫则坚决不肯。赵又说：“目前卫老总坚决反对廖兵团再西进……”当时我认为锦州战役之胜败，取决于范汉杰能否在锦州坚守半月，使人民解放军旷日持久，攻击顿挫，然后蒋军由沈阳，葫芦岛出兵，南北夹击，可收胜算。各将领皆同意我的意见。但对蒋介石令长春突围，守锦州无信心的两封信的情况，并未向他们交代，怕因蒋介石这种措施，影响各将领及部队的士气。

１６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各将领后，令我同廖耀湘至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意见。我和邓文仪、侯腾等当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后，在指挥所用了午餐，即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这时我问廖耀湘的意见如何？廖吹他在彰武截断人民解放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打击，如果范守住锦州，空军绝对优势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可是廖又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完了。”他主张从营口撤退，我同意廖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从营口撤退。我视察完毕后，于１６日深夜返新民，郑庭笈对我说：“委员长下午来电话要你讲话，我说你已到新立屯去了，没有什么交代。”深夜返到沈阳后，赵家骧向我谈锦州被歼的情形，始知蒋介石由于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的消息证实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逃走。可是蒋介石并未检查他指挥失当的错误，反而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葫芦岛的将领。据侯镜如说，在锦州范汉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飞锦西，乘汽车到葫芦岛俱乐部大骂阙汉骞指挥不力，丧师辱国，该枪毙。

但并未骂侯。吃饭后并交代要侯指挥收复锦州，当日蒋介石即飞返北平。

当时卫立煌与赵家骧的意见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的强迫命令，非攻锦州不可，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而蒋介石到北平先后派飞机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据我当时了解，其中有一封信中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

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又有一封信是要卫立煌设法援助郑洞国突围。关于前一命令，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但又不敢令廖撤回新民。后一指示，这时已接得郑洞国先后电报，说曾泽生于某晚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放下武器，现郑只守长春银行大楼。当时我曾电郑洞国说正设法援救他。次日（１８日）郑回电略称“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当晚连接郑左右来电话说：“人民解放军对银行大楼攻击猛烈，郑副总司令有自杀企图”云云。此后，长春电讯终断，情况不明。次日，郑即由其左右向人民解放军接洽，最后率残部放下武器。

其实，我１７日电郑洞国说设法援救他，是承蒋介石的指示，幻想用美国直升飞机在银行大楼顶上降落将郑接出，而在沈阳并无直升飞机。空军驾驶员怯于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威胁封锁，也不敢在银行大楼降落。蒋介石口头上说他要想尽方法援救郑洞国脱险，可是他除这样向卫和我交代外，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所谓“援救”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

　

四、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之谜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１０月１６日飞北平后，曾连电卫立煌迅速向锦州攻击，而卫既不令廖耀湘兵团西进，也不敢令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

１８日蒋介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等开会。我向蒋汇报了在新立屯视察中各将领共同的意见后，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匪’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匪’不会守锦州，现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匪’。”他强要卫立煌将五十二军、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这时卫以历来会议上受蒋介石的责备默不发言。

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我说：“对于东北敌我情况，我尚未十分摸清，请大伟兄先作情况判断，然后再研究是否可能收复锦州。”

这时赵家骧站起摊开两张敌我态势图，判断：“敌人在东北约有８０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有十一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约六、七十万人；长春敌人的两个纵队（实际人民解放军是一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近１０万人，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现沈阳附近仅有我第六军的二 ○七师（三个旅，欠一九五师），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一三○师，共计六个师。廖耀湘兵团所属新一军三个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暂五十三师）；新六军两个师附步兵一团（新二十二师、第一六九师、新六十二师一个团，该师主力在葫芦岛整补），新三军三个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四师、暂五十九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一个步兵团（第一○五师、指挥第六军第一九五师，第七十九师一个团，该师主力空运锦州）；七十一军两个师（第八十七师，第九十一师）；共十二个师及骑兵师、炮兵团、战车营等。加上葫芦岛集中不完整的四个军（计第三十七军两个师、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将近两倍多，而且敌军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听了似乎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把胡须吹了一吹，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

蒋又问：“罗参军（泽闿）看怎么样？”罗是完全仰承蒋的意志的，他说：“委员长的看法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攻一举收复锦州。”蒋听到了合乎他的主张，接着连说嗯嗯，表露出一点笑容。又问“光亭的看法？”我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状况，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见我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并未作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北平。

这里要补说的是１５日蒋介石到沈阳时，带了他的联勤总司令郭忏、新闻局长邓文仪、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同来。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蒋军被歼灭后，继续做他的特务破坏活动；邓文仪则是衔蒋之命，说服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讨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１０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而蒋介石这次叫我到沈阳，也未告诉我这个计划，我也未向蒋介石问明白。所以，当时郭忏阴谋破坏沈阳兵工厂的计划我不同意，但搬走一部分重要机器，我还是同意的，并同沈阳兵工厂厂长陈修和谈过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水压机等由辽河运到营口转运上海。但陈坚决反对，他连搬运重要机器也不同意。对于侯腾布置特务我未参加意见。对于邓文仪宣传放弃沈阳，我曾认为邓的这种说法是毫无军事常识。我对邓说：“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也要开诚布公说服将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退，而不是老头子正在强令收复锦州之时，你在这里宣传放弃东北，放弃沈阳，而且不分党、政、军人员逢人便讲。你这样做是来东北泄气而不是打气的。”

１８日晚或者是１９日早晨，蒋介石来电要我同卫立煌一齐到北平开会。我当时在飞机上同卫商议，两人共同的意见是决不同意马上攻锦州，两人商定建议蒋介石迅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待将东北部队补充足额，整训完成后，再相机收复锦州，打通北宁路。万一蒋介石坚决要放弃东北的话，也只有从营口撤退，而不能照蒋介石的意志强攻锦州，让东北国军全军覆灭。前一个意见卫极同意，而后一个意见卫说见了蒋看情形再说。约在中午前到北平，我们两人各回家休息。

午后２时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在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开会。会议开了４、５个小时，蒋、卫之间仍然是两个对立的无法统一的意见。卫坚持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非收复锦州不可。我先同意卫的意见。蒋介石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来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国军到锦州后再不向东北前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劫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的确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前后我到锦州后，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国军乘胜前进是失策。以后到１９４６年２月间，他完全听美国人的命令，将劫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七个军（增调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九十三军、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当时的“灵机”，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所以他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的。蒋卫双方的争执从两点钟一直争到５点钟左右，仍无法解决。

当时我的腰腿疼痛，觉得实在无法再支持下去了，回想了一下邓文仪在沈阳宣传要放弃东北和蒋介石刚才说的话，认为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放弃东北。但以我所了解蒋介石的心理，他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明令放弃东北撤退队伍，而是希望由他的喽罗替他出主意背过。因此我就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建议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令东北蒋军有计划地迅速从营口撤退。

第二个方案是以营口为后方，以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通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功即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我的第二个方案符合他的意图，马上同意。这时，卫立煌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作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

傅犹豫很久后只说：“这是两条心。”就这样一直拖到６点钟左右，傅宜生说：“我还约他们几位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傅宜生请我们吃饭后，我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说他不去了，卫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

１９日夜晚我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将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我可以不负责，徐州我不能不负责任。

所以，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主意确定后就睡了。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１２时来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干脆说：“我有病不能去。”罗先给我戴高帽子，大意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我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蹋糊涂。”并对罗分析当时蒋军情况说：“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术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到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让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敌人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罗见两人越谈越远，一直谈到午夜２时，仍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我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我心中非常恼火，觉得“你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因为罗是军校第六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我。”罗走时我睡到床上理也没有理他。

罗走后我翻来复去再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给罗以极大的难堪，他回去可能加油加醋在老头子面前告我一状，也吃不消。于是在早上６点钟左右，我就到蒋介石行邸，等蒋一起床就向他陈述我的意见。果然蒋介石在７点来钟一起来就找罗参军，罗去后不久下来对我说：“老头子要你去。”我转身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已在那里等着我，手里端一碗早点吃，问我：“吃过早点没有？”我说：“吃过了（其实我并未吃过）。”

蒋介石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请罗参军报告过。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蒋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到锦州，一切都有办法。”我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我举战国时代秦王伐楚故事讽刺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人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人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这时罗大吃一惊，连称他“不能去，不能去”。蒋介石并未表示意见。

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我考虑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迅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匪’两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两三日后既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西段（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只五十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匪’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西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摧毁敌人攻势后，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匪’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蒋介石听了我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我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及训练的情况而定。

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三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蒋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我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到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地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我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匪’的攻势。”蒋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想了一想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要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命令，希望校长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的由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你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这时又大发雷霆，他拿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

我说：“‘共匪’现占有整个的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最后蒋介石再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这时，我想溜走了，又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着又深怕他硬要我去怎么办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如果蒋来了，我向他力陈利害，急回徐州。

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蒋介石又来了，这时他没有怒气，面带着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我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说话。蒋说：“有什么意见再谈。”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匪’大计着想，目前我们‘剿匪’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我的话未说完，蒋介石连称“好，好你既然……”。其实我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人民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但又怕蒋介石钻我“服从命令”的空子，仍把东北套在我的头上，就马上抢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到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我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是东北胜败之局已定，目前攻既不可能，守则卫主张守，我也主张守，都一样是守，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８０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分兵力，拱卫首都来增加徐州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之，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蒋听了我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并未对我的意见加以可否，反而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义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来。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至沈阳去。”我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我当时自命懂得蒋介石心理，他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如果放弃了东北，激起舆论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而推卸他自己的责任。我心中颤颤抖抖地不定，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以挽救东北十余万军队。于是硬着头皮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不敢直截了当说明蒋要放弃沈阳）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蒋说：“你们对‘共匪’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匪’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把‘共匪’打不退，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同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我说：“最好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商量详细部署。”蒋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给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这时，我觉得心慌意乱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了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要走。蒋说：“你午后再同俊如一道来。”我唯唯诺诺而出。

五、廖耀湘全军覆没

　

１０月１９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再开会，大意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去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他并吹牛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给我灌了一肚子米汤。我感到恐慌万分，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视，各有难言之苦。蒋见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便说：“俊如、光亭什么时候回去？”卫看我，我看卫，最后还是卫说：“我们明天就回去。”蒋说：“好！好！你们早点回去实行。”

当晚，我处理了一些从徐州调遣僚属的电报，未及见卫商讨问题。晚间蒋介石即明令发表：“派杜聿明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２０日午后，我同卫立煌同乘飞机赴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只说：“研究研究再说”，没有肯定下不下命令。于是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１９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我听了卫的口气，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想顶回去也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卫只是难过地不发表意见，考虑很久之后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他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我说：“好罢。”就从飞机上发了一个电报叫廖、刘晚上到卫家中来开会。

大约午后６时左右卫同我到沈阳，我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对五十三军守沈阳认为“守不久。”他并说：“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我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廖耀湘当时也说：“辽中现有我军一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对于黑山、大虎山的敌情判断如何，我记得廖未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的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我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也无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站到个人的立场上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不敢说顶回去，廖、刘也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蒋军将领间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我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一策，始终研究不出道理。我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我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卫叹了口气未说什么。

我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我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也看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卫接着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盘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回沈阳。”我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卫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说：“要工兵明天到辽中去架几座桥。”这里可以看出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地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撤回沈阳，在人民解放军四面八方包围下，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是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的。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我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欲强卫之所难，觉得我将命令下达后，卫如何决定，没有我的责任。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指挥作战，他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的作战指挥是未有不覆没的。后来的经过可以分三方面叙述如下。

第一，在葫芦岛方面：

２１日我回到葫芦岛，当日午后召集陈铁、侯镜如、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我先要陈铁指挥所的参谋介绍了敌我情况，然后我讲了蒋介石必须攻锦的命令要旨。我见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我问他们侦察到当面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我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兵团会师？大家一哄乱嚷嚷地说：“当面敌人有两三个纵队（其实人民解放军只有第十纵队一个纵队），塔山敌人阵地坚固，曾经把两个军又一个师都打光了，现在还要攻，怕再送几个军也攻不下。”记得还有一位将领（记不清是谁）说：“我们现在伤亡甚重，守锦西都有问题，如果再要打，敌人一反攻恐怕锦西、葫芦岛都会丢掉。”大家对人民解放军的弱点及蒋军的攻法，谁也未提出意见。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觉得各将领全无信心，大家泄气，就想法子对他们打气，瞎吹了一阵。大意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而不是打死仗。你们从前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硬碰死碰的死仗，所以伤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仍然要打塔山，但是我们不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打活仗，而不是同敌人死碰。这时有人说：“锦西三面都是‘共匪’，队伍一离阵地敌人就会窜进来。”我说：“我们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所谓稳扎就是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后再以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这时敌人自顾不暇，就不可能窜进来的。共产党也是人，不是什么天将神兵转眼就把打乱的态势整好。只要你们抓住他的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就会把他打得稀烂，予以包围消灭的。可是也不要过于大意，不顾虑侧后方警戒搜索。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情况。打的兵力要集中主力，一举击破敌人包围消灭。这就叫做打活仗打巧仗。如果像塔山正面那样的坚固据点，你们就看到不要打，而寻找敌人的弱点打，你们看好不好？”这时有的将领认为这样打是可以的，如阙汉骞就说：“锦西北面的敌人工事并不坚固，西面敌人并无工事，这样打是可以的。”有的还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也不管他，就主观地下了命令，其要旨如下：“（一）敌情如附图所示“（二）军以协同我辽西部队收复锦州之目的。各军自２３日开始向塔山亘虹螺山以南占领阵地之敌攻击前进，重点指向于虹螺山以南山脚通锦州大道（原老锦西通锦州大道）方向。攻击奏功后即以主力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经×××（小地名现记不清）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正面部队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三）以六十二军在现有阵地对塔山之敌施行佯攻，牵制敌人，待五十四军攻击奏功后，适时发起攻势包围歼灭塔山之敌。

“（四）以五十四军沿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敌人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五）以第三十七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并准备不失时机以主力加入攻击锦州之战斗。

“（六）以后续之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位置于锦西附近（以后九十二军主力并未运到），尔后随五十四军攻击前进。”

以上命令口述，以后笔记补达，于２３日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攻击。

第二，辽西走廊方面：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方面的行动部署，原规定以无线电联络，我到葫芦岛后因无线电发生故障一直未同廖取得联系。但我心中对廖有一种信心，认为廖是善于打逐次抵抗仗的，又主张从营口撤退，所以还抱着一种奢望，认为廖能战就可能打到锦州，不能战也会退到营口，还不至于被消灭。所以在这一计划中始终未过问廖的指挥部署。同时也感到卫立煌坐镇沈阳，也不会使廖耀湘吃亏。

当时，我对蒋介石的命令的体会是以向营口撤退为主，对打黑山收复锦州，那只不过是摆摆打的架子。如人民解放军自动撤退，就向大凌河锦州攻击前进；否则即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牵制，掩护主力向营口撤退。如果不对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实行佯攻牵制，即向营口逃跑，就是赛跑也跑不过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一天走一百二三十里路而蒋军只能走八九十里路。所以从我的主观上想，廖耀湘一出新立屯，一面以一部分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牵制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面将自己的主力先转移到大虎山以南台安、盘山间地区，先以骑兵将两翼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

但廖耀湘对蒋介石的命令体会可能有所不同，据廖耀湘最近回忆说：“与杜聿明会见后，我即下令向黑山猛攻，（新一军、七十一军加二○七师许万寿旅）……”这是２３日的事。

这时廖似乎并未派队掩护两翼及营口交通道路的安全。同时据郑庭笈回忆说：“廖耀湘原于２２日下命令以新一军、七十一军之一部及二○七师许万寿旅向黑山、大虎山猛攻，掩护主力分三路向营口撤退。可是在２４日新六军亦投入黑山、大虎山间的战斗，而廖的司令部当时尚停留在黑山以东胡家窝棚。另据在黑山附近掳获解放军文件中说：令大虎山部队战到一兵一卒固守待援。因此判断解放军主力必将赶来，应迅速撤退。但是李涛认为二○七师打不下大虎山无用，要以新六军打下大虎山给许万寿看看。”郑又说：“我当时曾对新六军军长李涛在电话中说，你要走不走？这样打我们就要到哈尔滨扫毛房去。”经过几天在大虎山、黑山间双方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及２５日晚廖的司令部被人民解放军袭击，廖耀湘才跑到大虎山附近新二十二师师部电卫立煌请示，卫令廖向沈阳撤退。２６日廖令第四十九军掩护各军分头向沈阳撤退。这时人民解放军也到达台安、盘山等地，将廖兵团四面八方包围，沿途分段截击。黑山、大虎山正面亦被人民解放军冲垮，将廖兵团的五个军共十二个师截成若干块。廖部先遣到台中的一个师亦起义。各高级将领纷纷各自逃命（如潘裕昆、龙天武化装逃回沈阳），士无斗志，纷纷向人民解放军放下武器。在一个夜间廖耀湘的部队即全部完蛋。

蒋介石２７日清晨派专机到葫芦岛来接我到北平，蒋介石窘态毕露地对我说：“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这时想蒋介石听了罗泽闿意见已将东北军队送完，现在又要送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向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么？”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态度。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船我叫桂永清准备，沈阳叫周福成指挥五十三军第六军二○七师死守（二○七师拨归廖指挥未出发），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闿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我又问：“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恰在这时来电话找蒋，我停住脚听说：据空军侦察报告，现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蒋介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蒋介石接电话后又对我说：“你到沈阳给周福成说，留到沈阳的部队都归周指挥，死守沈阳。”

我于２７日午后由北平起飞，路过葫芦岛降落，令锦西各部队停止攻击，退回锦西即设阵地，严防人民解放军反攻。这时在锦西的各将领觉得非常诧异，并有人问我：“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为什么又不攻了？”林伟俦并给我打电话说：“敌人退了要马上出击。”我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退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尔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再不能攻了。

蒋介石这一天得到收复塔山的消息后，又在各报上大肆宣传：“击灭共匪，收复塔山”，以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但对廖耀湘的完蛋则只字不提，真是自欺欺人。

２７日傍晚，我到沈阳仍住在卫立煌的家中。卫这时心绪缭乱，坐卧不安，只是重复地说：“我早就向他（指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罢！”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退营口。卫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呢？”我问卫：“退营口怎么样？”他说：“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已南下，退出去也马上完蛋了。”我替卫设想也的确是退守两难，就说：“老头子说要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卫这时已令五十二军从营口回沈阳，刘玉章接令后未照实行。赵家骧初任军长还想将队伍带到营口撤退。经过分析当时情况后，一致认为调营口部队回来无把握，从沈阳逃营口也无把握。万一调不来，逃不掉，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照蒋的意见，叫周福成守好了。于是找周来，将蒋介石的意见告诉周。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就回去部署了。

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说：“我看周有问题（意思说周要起义，事实上周与人民解放军有联系，但并未起义），总部怎么办呢？”我说：“老头子只要周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对卫先生有何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晚饭后，我同卫仍然在他的小客厅中谈论这次蒋军廖兵团何以完蛋的这样快。卫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到２５日晚，廖耀湘告急来电请示，我才决定要他退回沈阳来。电报发出去不久，联络就中断。２６日午后飞机侦察到他的队伍已混乱，今天（２７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我说：“蒋判断是廖耀湘。”卫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２５日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的。”我们正谈论间，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这样地把队伍送掉呢？”我说：“卫先生同我都不同意，一再争吵挨骂，他都不肯接受我们的意见。”大家这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蒋氏王朝将要覆灭而垂头丧气。

到２８日上午，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他们说：“在２６号接廖耀湘命令，分路向沈阳撤退，四十九军在最后掩护，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未派队伍搜索敌情。一开始撤退，走了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到处拦路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部队了……”中午证实由辽中逃到沈阳的一万多人，既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的部队，而是当时由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省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感到非常失望。我也觉得人民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打葫芦岛的，我就赶快逃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蒋军。

六、沈阳解放

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到３０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时就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然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人民解放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撤退，就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１２时多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机走。我向他敬一个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的。”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到空军作战室后，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一句话也未说。我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就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上前去，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向南京飞去，我飞返葫芦岛。

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奉蒋介石命令到北平居祝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起有时谈天，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到那里指挥，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亲自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１１月１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话，卫立煌于３０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蒋军主力已经被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如何的心机了。

他又于１１月２６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

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二○七师戴朴顽强抵抗到１１月２日，也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仅戴本人化装只身逃走。

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七、营、葫撤逃

蒋介石在１０月２７日即对我说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大约到１０月３１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并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口指挥撤退，但一直到２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攻击极为猛烈。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上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口，正在亲自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３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

当１１月２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急，老兄！一个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这一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

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压力，所以我就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为蒋介石作最后垂死的挣扎。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两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及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及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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